“秦嶺和合南北、澤被天下，是中華民族的祖脈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征”。為了引領公眾從更多維度感知秦嶺文化的博大精深，全面領略秦嶺的自然風光，深刻理解秦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陜西省秦嶺生態環境保護委員會辦公室聯合中國網生態中國頻道特別推出《對話·秦嶺》欄目。本期欄目將跟隨紀錄片導演、野生動物攝影師張文慶，這位用15年光陰丈量秦嶺的探索者，曾跨越東西1600余公里、南北300多公里，足跡遍布秦嶺全域，以“愚公移山”精神深耕秦嶺生態影像的紀錄者，踏上自然探索之旅。透過他敏銳的鏡頭，我們將揭開秦嶺的神秘面紗，發現鮮為人知的生態細節，在真實可觸的生命脈動中，邂逅一個充滿野性生機的秦嶺世界。
中國網：您作為紀錄片創作者，最初是怎么想到要拍秦嶺的？從最初構想到《守望秦嶺》作品成形，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堅定了創作該紀錄片的信念？經過這么多年的深入探索與凝視，您眼中的秦嶺是什么樣子的？
張文慶：我與秦嶺的緣分始于2008年，那一年，我和法國電視二臺聯合拍攝紀錄片《尋找長城的秘密》。在此之前，秦嶺于我僅僅是在穿越陜西采訪時，來回路過的一座大山而已，但當真正踏入這片山脈，親眼見到楚長城斑駁的遺跡時，才猛然意識到，自己面對的是一座被時光掩埋的巨大寶藏。它不僅凝固著戰國時期先民的防御智慧，其山體巖層間，更鐫刻著秦嶺億萬年的地質變遷史詩。這種交織的震撼，深深烙印在我心底，一個念頭油然而生：我要用鏡頭記錄秦嶺的故事。
從最初構想到《守望秦嶺》紀錄片最終成形，十二載光影悄然而逝，支撐我在這條路上堅持下來的固然有紀錄片人記錄時代的職業本能，但更強大的動力源自秦嶺自身在保護進程中煥發出的蓬勃生命力。記得很多年前第一次進入秦嶺保護區時，一些角落里還能看到偷獵者布設的套夾，巡護員曾告訴我，他們在進行巡林時，甚至會被誤傷。然而，多年后的今天，當我鏡頭對準秦嶺深處的羚牛群時，這些曾經對人類充滿警惕的生靈，竟會好奇地主動靠近，停留在不遠處，打量著鏡頭，那些曾經對我們避之不及的野生動物，竟能與我們如此親近，這意味著它們對人類的信任正在逐漸建立。這種變化讓我真切地感受到，秦嶺的生態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野生動植物的棲息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這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畫面，正是我多年來傾心記錄、并決心守護的。
在我眼中的秦嶺，是一幅遼闊壯麗的自然畫卷，它西起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極的阿尼瑪卿雪山，東至河南的伏牛山和熊耳山，超過50萬平方公里的巍峨山地，不僅滋養了無數生靈，更庇護了數以萬計的野生動植物，是人類現在活著的“諾亞方舟”，擁有超過800種珍稀野生動物和超過5000種野生植物，構成了歐亞大陸脊梁上至關重要的生物基因庫之一。200萬年前，藍田猿人就在這里留下足跡，成為東方文明的濫觴之地。這一切，都讓人魂牽夢繞。
中國網：秦嶺作為自然生態的寶庫，其蘊含的生態密碼與自然奧秘繁雜多樣。在《守望秦嶺》拍攝過程中，除了應對野外艱苦條件，您認為在捕捉秦嶺生態真實面貌方面最大的技術與藝術瓶頸是什么？有沒有哪個鏡頭讓您覺得“熬了這么久終于值了？”
張文慶：在秦嶺的拍攝過程中，我們面臨著諸多困難，這些困難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挑戰，更是對耐心和毅力的極大考驗。
從技術層面來說，拍攝野生動物本身就是一場與環境的博弈，為了捕捉它們遷徙的足跡，我常背著超過五十斤重的設備在茂密的竹林中穿行，有時候一走就是數小時，甚至數天。沉重的器材是負擔，碰到下雨的天氣，濕滑陡峭的山地是挑戰，在惡劣環境下，設備磕磕碰碰引發的突發故障更是家常便飯，所以我們一般拍攝時，同樣的設備都要準備兩三套，以備不時之需。與此同時，高昂的拍攝成本帶來的資金壓力，也像無形的重擔。很多時候，我不得不通過商業項目來填補經費缺口，這就要求我們在即使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也依然要追求理想的拍攝的質量。
在藝術創作方面，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在科學嚴謹與情感表達之間找到平衡點。野生動物的行為往往是不可預測的，我們的拍攝需要在不干擾它們自然狀態的前提下進行。這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敏銳的洞察力，如同在時間的縫隙里捕捉稍縱即逝的真實。
讓我至今難忘的是拍攝羚牛分娩的畫面——接連經歷兩年的拍攝無果后，第三年，我索性直接帶著鋪蓋卷守在了陜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究中心的羚牛圈外，靠著遙控設備小心翼翼地調整角度，確保即使睡覺的時候，也能一睜眼就能看到羚牛媽媽的狀況。就這樣連續蹲守了21天，搶救中心周圍種的菜和苜蓿都被吃光，連第三箱方便面都快見底的時候，終于，我捕捉到了羚牛產崽的全過程。那一刻，所有在荒野中獨自度過的寒夜，連續蹲守帶來的疲憊感，都煙消云散，不值一提。然而，命運無情，小羚牛未能站立，最終被母親遺棄，這是我們人類難以理解的行為，但確實是自然界中鐵一般的生存法則。
正是這樣的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繼續記錄秦嶺生態的信念。盡管拍攝過程中充滿了艱辛和挑戰，但每一個成功的鏡頭都讓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滿足。這些影像，不僅定格了秦嶺的自然之美，也傳遞了生態保護的重要性。我相信，這些珍貴的影像將為觀眾打開一扇了解和認識秦嶺生態的窗口，激發他們對自然的敬畏與守護之情。
中國網：隨著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全球覺醒，《守望秦嶺》的出現恰逢其時。您的鏡頭下，多年來秦嶺周邊的社區生態觀念發生了哪些轉變？在眾多村民與野生動物相處的故事中，您認為哪一個故事最能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并且對觀眾產生深遠的教育意義？
張文慶：秦嶺周邊社區生態觀念的轉變不僅體現在人們對野生動物的態度上，更體現在他們對自身與自然關系的重新審視中。而寧陜縣的朱鹮保護故事，正是這一轉變的生動縮影。
曾經，朱鹮的身影幾近消失，人們對這種美麗生靈的記憶也漸趨模糊。2008年，寧陜縣第一次實施朱鹮異地野化放飛試驗，讓消失已久的朱鹮再一次重返曾經的生存之地。2008年春耕時，寧陜縣野生動物保護中心主任田寧朝、寧陜縣朱鹮保護站站長李夏、寧陜縣林業局工程師陳文貴成了朱鹮在田間的“監護人”。他們走村串戶，把一張張保護朱鹮的海報、日歷送給村民，并挨家挨戶給他們做工作，讓他們不要使用化肥和農藥。最后，在朱鹮保護者們不斷勸說下，村民們選擇了呵護朱鹮，他們種地耕田時不再使用化肥、農藥，合理地保護了朱鹮的生存環境。多年來，不僅朱鹮得到了哺育，苦心積攢的“綠色存量”也變成了“經濟增量”，他們守住了綠水青山，也守住了“金山銀山”。
如今，當地的朱鹮已經成了村民們的“伴生鳥類”——每到寒冷的冬季，一群朱鹮就會飛過附近的農家，跟隨村民去覓食。村民在田間挖蓮藕的時候，會把水面的冰鑿開，朱鹮就可以吃到水中的泥鰍和魚。對熟悉的村民，它們毫不設防，甚至從他們頭頂飛過，一起在田間覓食，構成了一幅和諧共生的天然圖景。
（左張文慶右熊柏泉）
我見證過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故事有很多，熊柏泉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拍攝大熊貓時認識的第一位大熊貓“專家”。1979年，佛坪自然保護區籌建伊始，熊柏泉來到佛坪，成為一名臨時巡護員。直至佛坪自然保護區成立40周年時，他依然堅守在西河保護站，日復一日地干著大體相同的工作：巡護、監測、防火、防偷獵。西河保護站管轄區的監測、巡護線路有25條，每條線路都超過25公里，熊柏泉和另外兩位巡林員每個月都要用腳步丈量一次。夏季漲水時河水能淹到脖頸，冬季刺骨的溪水凍得巡護員們腿腳麻木。
1991年，熊柏泉背著鋪蓋卷，跨過河水走進秦嶺深處，開始負責西河保護站的日常工作，60歲退休時，他依然是背著鋪蓋卷，穿過冰冷的河水離開大山。他將畢生青春奉獻給了大山，大山也在不斷地回饋著他的付出——他搶救的第一只大熊貓是在村民家靠著羊奶和米湯才得以存活，后來，他與這位村民的女兒結為夫妻，有了一個小家，直到現在兒女各自事業有成。在工作之余，熊柏泉在山里養起蜜蜂，他帶給我的蜂蜜，是我嘗過的最甜的味道，那甜味里有秦嶺山花的芬芳，更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甘甜；他還用我送給他的鏡頭，拍下了熊貓媽媽背著幼崽在雪地中遷徙的珍貴照片，畫面里，熊貓幼崽緊緊趴在媽媽背上，畫面溫暖而動人。
熊柏泉的鏡頭總是充滿了溫柔與呵護，我在其他地方尋找大熊貓非常困難，但是只要跟著熊柏泉，我總能見到大熊貓，因為熊柏泉和大熊貓已經成為了“一家人”。這樣的生命聯結，遠比任何說教都更有力量，它讓觀者明白，保護自然不是只有犧牲，而是與所有生命共享家園。
熊柏泉的經歷真實展現了一個普通人與自然的羈絆，揭示了保護自然的本質——當人類以善意對待自然時，自然也會以獨特的方式回饋人類。
中國網：您多年的秦嶺生態影像創作歷程中，一定與眾多的環保機構、科研團隊或者當地社區有過合作。您認為影像創作與生態保護工作的結合，對整個生態紀錄片行業的發展有著怎樣的示范效應？這種跨領域合作又如何拓展了您在紀錄片創作上的視野和手法？
張文慶：我深知這地球上擁有70多億人口，有無數種語言和文化，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從自己的語言和生活經歷中分享出獨特而動人的故事。我不敢妄稱自己為典范，只是愿意將自己行走秦嶺的感悟，以及對自然的細致記錄，與大家分享。
多年來，我在秦嶺進行生態影像創作，這份旅程因與眾多環保機構、科研團隊及當地社區的緊密合作而變得豐富而深刻。
其中，黨高弟是我拍攝秦嶺時的植物專家顧問。30多年來，他一直堅守在秦嶺深處，致力于植物的保護、拍攝和研究工作。他常說：“搞建設、搞發展都要遵從大自然的規律，關愛大自然、關愛生命。我們只有保護好生態環境，才能有美好的生活和未來，否則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和熱愛，深深影響了我，也成為了我創作生態紀錄片的重要理念。
劉小斌是一位堅守在秦嶺的保護工作者。他從一名普通的巡護員，成長為三官廟保護站的站長，三十多年如一日，在基層揮灑汗水。為了記錄大熊貓的蹤跡和行為規律，他和同事們每天都要在山林中穿梭約30公里，曾監護和救助過多只大熊貓。在我看來，30多年的堅守源于他對大熊貓的熱愛，對秦嶺這片土地深沉的眷戀。這種對生態保護事業的執著讓我深受感動，也讓我更加堅定了用影像記錄、守護秦嶺生態的決心。
在佛坪自然保護區，我遇到了我的良師益友，畢業于東北林業大學的何紹文。他是一位資深的學者，給予了我許多寶貴的專業指導。我們曾一起在涼風埡拍攝星空延時，那次經歷也頗為有趣。設置好相機后，我們在車上過夜，第二天早上發現相機位置被移動，拍攝素材也出現了問題。起初百思不得其解，幾天后我在三腳架上發現了野豬咬的牙印，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不速之客”野豬的“惡作劇”。這些野外拍攝中的小插曲，不僅豐富了我的拍攝經驗，也為我的作品增添了獨特色彩。
梁玉禮和覃培軍，他們一直是我可靠的向導。他們的祖先曾是秦嶺深山中的獵戶，如今他們成為了秦嶺野生動植物保護的志愿者。他們的加入，讓我的拍攝工作如虎添翼，也讓我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生態保護的支持與熱情。
趙海濤博士是我在野外觀察秦嶺金絲猴時的指導專家。從事秦嶺野生動物研究已有十年時間，在他的指導下，我制作了科普紀錄片《猴王夏洛蒂》。這段合作經歷不僅讓我深入了解了金絲猴的生態習性，也促使我在科普紀錄片的創作手法上實現了新的突破。
與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們的合作，極大地拓展了我的創作視野與手法。影像創作與生態保護工作是“雙向奔赴”，影像創作可以為生態保護工作提供數據支持和真實資料，也可以通過生動的影像故事喚起公眾對生態保護的關注和熱情，反之，生態保護工作的實踐，也可以為影像工作提供指導。二者的結合為生態紀錄片行業的發展提供了一條新路徑，激勵著更多的創作者去記錄大自然的美麗與脆弱，為子孫后代留下珍貴的生態影像資料。
中國網：從全球生態保護事業的發展趨勢來看，您認為秦嶺生態記錄還有哪些盲區亟待填補？在未來拍攝計劃中，您將如何深度挖掘秦嶺那些尚未被廣泛關注的生態角落，為全球生態保護研究和公眾教育提供更獨特的視角和內容？
（張文慶與大熊貓）
張文慶：從個人拍攝經歷來看，金錢豹始終是我鏡頭下的“待拍清單”之首。記得有次剛離開某片區域五分鐘，回看紅外相機時竟發現它已悄然尾隨而至——那一刻，未能捕捉到它身影的遺憾和巨型野獸近在咫尺的后怕交織，這份悵然至今仍在心頭縈繞。無獨有偶，未能記錄下金絲猴產仔的場景同樣令我深感惋惜。金絲猴對產崽環境要求極為苛刻，通常會選擇隱蔽性極強且氣候適宜的區域，這些神秘的生命瞬間往往在人跡罕至之處“上演”，這些未竟的自然記錄，如同未拆封的邀請函，始終牽引著我在未來的探索中繼續追尋它們的蹤跡。
同時，我也觀察到，目前的秦嶺生態拍攝，其視野大多還局限在陜西境內，缺乏一個貫穿青海、甘肅、四川、陜西、河南等省份的“大秦嶺”概念?；谶@樣的思考，我們正在制作進入后期的第二部秦嶺紀錄片《秘境秦嶺》，致力于打破地域界限，回溯秦嶺的前生今世，探尋國寶動物們背后不為人知的故事。這部紀錄片從地質構造與演變、水系脈絡、植被風貌、動物多樣性，直至秦嶺對地球生態的影響5個維度，層層深入，旨在彰顯多年來中國在秦嶺保護事業上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未來，我們計劃啟動第三部關于秦嶺的紀錄片——《人文秦嶺》。這部作品將會把目光投向更深處，去探尋東方文明的起源密碼，去追溯中華祖脈的悠悠故事。
在秦嶺這片神奇的土地上，還有太多未被講述的故事，太多等待發現的生命奇跡，我和我的鏡頭，將繼續地駐守在這里，以時間作紙，以鏡頭為筆，繼續書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篇章。為全球生態保護提供一個兼具科學深度和人文溫度的中國視角。
張文慶簡介：
1965年生，陜西電視臺紀錄片部紀錄片導演、主任編輯記者。
曾創作紀錄片《我的爸爸-記民辦教師張文學》《最后的皮影》《雪花的故事》《祈雨》《麥客》等，系列專題片《殘缺的群雕》，120集大型系列報道《到西部去》，央視《大黃河》系列紀錄片續集《黃河又春分》等。
紀錄片《祈雨》入圍第60屆夏納電影節紀錄片單元；紀錄片《祈雨》《鄉村醫生》入圍“2008年度中國最具影響力十大紀錄片”，并在萊比錫電影節展映；2009年，紀錄片《鄉村醫生》獲第五屆半島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紀錄片《麥客》《三弦情結》《觸愛》《流動法庭》《鄉村醫生》在國家廣電總局和廣州紀錄片節的支持下，在法國出版；2010年和法國電視二臺聯合制作3集紀錄片《尋找長城的秘密》，并在歐洲播出和出版；個人榮獲2007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特別奉獻獎”，評審團主席米歇爾·諾爾評價道：“張文慶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對中國黃土地文化和中國西部最底層百姓生活題材的挖掘，作品頗豐。奉獻是因為熱愛，而在中國更具一種犧牲精神的含義。將這個獎頒給他，無疑表達了我們對紀錄片人生的一種贊許?！?/p>
2010年至今，他深入秦嶺秘境，縱橫秦嶺東西1600多千米，拍攝了大量秦嶺野生動植物影像，不斷探尋秦嶺野生動物的生命軌跡，一直堅持著作為秦嶺野生動植物保護志愿者的初衷，用影像呼吁更多的人熱愛秦嶺、守護秦嶺。
